認同與超越的覺醒 ﹣﹣ 陳智德
信報
P31 | 文化 | 四方銀幕 | 2007-10-19
認同與超越的覺醒 ﹣﹣ 陳智德
在九月底的香港亞洲電影節之中，看了麥海珊的紀錄片《唱盤上的單行道》，從班雅明的《單行道》出發思考城市經驗以及香港的意義，影片人物遊走於城市，思考在城市的成長經驗，也思考城市發展本身對個人的意義，城市與個人二者其實可以無直接關係，透過歷史回溯，敍述者重新認知或發現二者本來的連繫，但該連繫又隨着城市自身的發展而朦朧。《唱盤上的單行道》正敏感地意識到都市土地與個人認同的異質性，迥異於農民與土地的關係，某種都市的抽離感仍教人在「移動」與「根着」之間徘徊。 電影中，「移動」（moving）與「根着」（rootedness）二詞反覆交替出現，成了影片敍事的模式，也忠實地道出香港成長者的城市經驗，就是「紮根」總帶着巨大的無力感，不是不想認同，而是香港抗拒人們認同的力量大於吸引認同，城市經驗和本土文化的割裂也一再摧毀難得的累積。由是香港成長者也用「移動」作另一方向的尋索、擴展自我和對抗斷裂，但在某一時刻又再因移動的疏離而回頭認識到「根着」的意義及其苦楚。
「有時候，根着，是在穿梭城市的地鐵中行走，卻一點也沒有動。」名字如何被淹沒？
片首唱盤播放着八十年代舊歌，露雲娜主唱的《荳芽夢》聲音殘缺不清，舊制式如同八十年代電氣化的九廣鐵路和逐一通車的地下鐵，它們的故事，到今天兩鐵合併而宣告正式消隱。「舊制式」的歷史是如何被消隱的？什麼是「不合時宜」的故事？《唱盤上的單行道》的敍事者回溯在官塘的成長經驗，與地鐵通車的故事結合。敍事者的故事好像也是我們的故事？小時所熟知的名字官塘，如何被寫成了「觀塘」？歷史和名字是如何被淹沒的？就只因為地鐵通車嗎？就是那麼脆弱嗎？那麼容易、不經意地就把一個名字偷換了？還有多少個這樣的名字？香港的歷史是否也是如此？
「也許，移動，是害怕撞破真相。或者說，是害怕發覺自己就是那些反鎖着真相的百佳牌保鮮紙。」 《唱盤》在當下的記錄中，還多次穿插私人的家庭紀錄片和舊殖民地政府新聞處的宣傳片，在當下與過去、私人與公眾的記錄之間催生反思，這反思有時由今昔的對照產生，這不難理解，而另一反思的路徑有點迂迴，似乎是透過重複的厭煩而產生的。在政府新聞處宣傳片當中，白人男性以略帶着亢奮的英語聲音說：「香港是奇妙的……」剛看時還有點覺得有趣，它畢竟是歷史片段，帶點滑稽的宣傳片技巧，但導演刻意把宣傳片反覆地一再插播，觀眾很快就感到厭煩，導演其實就是要把它變得厭煩，也藉此凸顯大歷史敍述的虛妄。在電影中，導演沒有在敍述者旁白中對大歷史表示批評，卻以此方法迫使觀眾自行產生對它的批評─至少感到厭煩。
「很多時候，移動，只是為着在城市中拍攝而不會被食焦追趕。」 覺醒後的解脫
影片人物還到旺角朗豪坊亂逛，有時不知是鏡頭在轉還是人物在轉，有時有點暈眩的感覺，只因演員在旺角鬧市中作撑船動作。陸上行舟式的記錄，談論的也許是商場和都市的消費，公共空間中空間是否真的空間？在本身已虛假或殘缺的公共空間當中，個人還有多少空間？在另一段，演員在金紫荊廣場的遊客和攝影機之間穿過。就是這穿過的動作，如一擊閃電，教我再思索公共空間的意涵，以及被觀看、被消費的意義。
「有時候，移動，是在城市被遺忘的空隙，與自己共舞，或，與回憶糾纏。」 《唱盤》另一重點在於回憶，包括敍述者的成長故事、官塘與美孚的地方史、維港與旺角歷史的今昔對照。歷史為什麼重要？對已逝事物的追認其實未能重塑過去，而僅僅構建另一形質的今天，因那觀看歷史的眼光，正正是「現在」的產物。歷史與時間是怎樣消逝的？它總有一些痕迹，然而人倫的消逝永無痕迹，有時是歷史的問題，有時是人倫本身的問題。
「有時候，根着，是坐在天星小輪上平靜的望海，只是望着，並沒有其他，什麼也沒有，一點也沒有，卻快樂又自在的。」 差不多最後一幕，演員來到維園，在通往中央圖書館的行人天橋上駐足，望向空曠的維園，再脫下手套，握着欄干。好像在哭又好像在笑，因想通了一切而感到快樂，電影由此帶來某種覺醒之後的解脫，但暗地裏還得向自己承認，那覺醒仍是一種哀傷。真正的最後是影片以分割鏡頭，同時映出演員在兩處唱盤播放的地點，田野與城市中的公園，再以同樣的眼神，走往同一方向而消失。
整部《唱盤》都滿布着對照的觀點，包括回憶和想像、歷史與當下、公共與個人，以至演員與導演的聲音，亦由此而環繞出一個關鍵的對照：「移動」與「根着」，最終指向對土地的認同和超越。
影片半紀錄半劇情的模式，沒有加入其他角色或一般紀錄片的都市人物訪談，帶有更強烈的個人觀點和抒情氣氛，意義卻不僅在於個人，影片的公共訊息反而由此個人的覺醒而得以衍生，其由對照出發的呈現，最終超越了單純並置的展示，而真正達致了公共與個體的對等，個體自主的關鍵性亦特別可見，詭譎的城市一再拒絕個人認同，但個體終於透過公共歷史的認知和政治覺醒，因超越而贖回個人立命之所在。